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反过来理解，当代的种种事件都能从历史中找到渊源。作为一个有着丰厚史学传统、高度重视历史书写的民族，我们中国人对此自然有着真切的体会。这也解释了历史书何以能在各类图书榜单上占据重要位置——当人们面对当下的纷繁问题时，总是习惯先“向后看”，以历史为镜鉴，穿透现实的迷雾。那么2023年有哪些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世界的历史书呢？下面，我就略作一番个人视角的梳理。

　　当今世界，无论科技、经济还是政治、思想，都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当然，这不是人类第一次面临巨变。实际上，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被认为是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做了思想准备。作为第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300多年来著作层出不穷，以至于研究和书写这场运动本身都足够成为研究对象。关于启蒙运动，似乎已没有太多可以阐释的空间。然而，以新颖视角突破惯常叙事，本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启蒙运动中的法国》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种技艺。

　　作者丹尼尔·罗什为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该学派以长时段、跨学科、问题导向著称，力图拼接出特定历史时段的“总体图景”。全书分三卷，首先探讨启蒙运动思维中的时间、空间以及社会权力的转移，复次讨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冲突与激化，最后揭示普遍价值观的转变。本书涉猎广泛，除常见的宫廷政治、财政经济等，还描绘了法国社会在服饰、饮食、民俗等层面的变化。通过百科全书式的叙述，启蒙运动如何改造法国人的观念进而促动革命，已然呼之欲出。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译本曾荣获第三届傅雷翻译奖，是一本靠得住的译本。

　　如果说法国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化转型的经典案例，那么明治维新就是日本现代化转型的起点。近现代日本取得的成就、欠下的血债，都可以追溯到这里。也因此，明治维新被反复回忆、追问和书写，形成了顾颉刚所说的“层累叠加的历史”。为此，明治维新史研究名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博力图拂去涂抹在历史小姑娘脸上的脂粉与污迹，于是就有了《明治维新史再考：由公议、王政走向集权、去身份化》。传统叙事总是浓墨重彩地描绘“维新三杰”“四大强藩”，而三谷博则明确反对这种英雄史观。在这本书中，他围绕公议、王政、集权、去身份化四个课题，结合国际环境和世界秩序，以幕末日本各方力量（幕府、朝廷、公家、强藩等）不同政见的碰撞、权力博弈的过程为主轴，颠覆了固有的历史叙事模式，为读者呈现了一段别开生面的明治维新史。由于关闭了滤镜，将历史的斑点、噪点、裂缝全都展现出来，使本书独具魅力。

　　明治维新使日本强大，也促使中国这头睡狮警醒，奋起直追，开启了现代化转型。其过程之曲折艰辛，已经有很多著作展现了，《汉字王国∶让中国走向现代的语言革命》一书另辟蹊径，从语言文字的视角对这一过程进行新的观照。

　　我们每天都接触和使用汉字，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然。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汉字一度被认为是启迪民智、推进现代化转型的阻碍，简化、改革甚至废除汉字的呼声不断涌现。今天回看，当时人心太急，有些主张也太激进。不过，这反映出面对内外挑战，前人力图让汉字现代化的迫切心情。对此，后人应予以“同情之理解”，而非随意指责。

　　在《汉字王国》一书中，哈佛大学语言与文明系博士石静远全面描绘了中国人让古老的汉字立足现代世界所做的努力。从倡导官话革命的王照、创制注音符号的章太炎，到发明中文打字机的周厚坤、林语堂，设计拼音方案的吴玉章、周有光，再到发明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的王选……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改良和演进，终于让方块字完全融入了现代世界。

　　中国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最遗憾的莫过于错失了海洋，以至于近代以来，“外敌从海上入侵”成了民族屈辱的记忆。但其实，古代中国也是海洋大国，和东海、南海有着紧密联系。这也是近年来有关“海洋中国”的历史叙事所重点建构的内容。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杨斌的目光则跨越东南亚，投向了更为遥远神秘的印度洋。《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以船、物、事、人四重视角，表明了从两汉至明清的2000余年间，中国与印度洋世界有着密切的交往。

　　1600年前，东晋高僧法显从印度洋取经回国。1300年前，唐代高僧义净成为第一位留下名姓的经海路完成中国—印度洋航程的中国人。宋元时代，中国制造的船舶在印度洋上穿梭，一方面带去中国的瓷器和技术；另一方面，印度洋世界的珍品，以及“美人鱼”“人参果”“海底磁山”等故事也传入中国，融入传统文化。这一切，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中达到高潮。然而盛极必衰，郑和之后，中国与印度洋渐行渐远，最终失去了交集。

　　古代中国如何与印度洋发生连接？又为何会“失去”它？在一艘艘浮出水面的沉船、一件件跨越海洋的物品中，在一幕幕海上往事、一段段海上流言里，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令人扼腕的是，中国退出印度洋之际，英国人正向这里高歌猛进。自1600年英格兰女王授予印度贸易特权以来，100多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一家商贸企业变成了一个拥有强大军力、控制印度，进而在整个南亚次大陆建立起殖民统治的庞然大物。它俨然成为英帝国殖民扩展的急先锋。然而让英帝国始料未及的是，壮大后的东印度公司反过来侵蚀了英国本土的政治体制，影响甚而主导了政府政策。到最后，东印度公司彻底脱离母体掌控，成了独立王国。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就与东印度公司不顾英国政府的改革建议，在贪婪的驱使下不断压榨印度人民，致使其奋起反抗脱不开干系。

　　一家商业公司是如何扮演殖民主义急先锋，并演化为“恶龙”的？为了解这一进程，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扎进大英图书馆和印度国家档案馆，爬梳海量史料，编织起东印度公司的来龙去脉，推出了这本《无政府：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达尔林普尔重点关注商业与王权的互动，审视了王权如何扶植东印度公司，而后者又如何深刻地重塑了王权。在作者看来，殖民化与商业化这种步调一致又争权夺利的纠缠史，体现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为中国人，我阅读本书时忍不住常常掩卷，思索“海洋中国”的失落与东印度公司崛起之间的历史张力。

　　在“历史的暗角”中，流淌着多样性的潜流，有待今人发掘。例如，我们对“传统女性”容易有刻板印象。特别是，由于宋元以来社会观念日趋保守，至明代已是登峰造极，因此一般人或许会认为明代女性多是思维呆板、恪守妇道的“贤妻良母”。其实，只要读过冯梦龙“三言”里的若干篇什，就知道这样的想法多么幼稚——即便在礼教森严的社会，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千差万别。只是这种差别，被主流历史的宏大叙事给遮蔽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宝良的《明代妇女生活》将被遮蔽的历史丰富性揭示出来。作者先勾勒了在礼教的闭锁世界中，女性遵从“女德”的群体性人格。到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思想的活跃，女性也开始出现了从“温婉贤淑”到“健妇”的转变，女性自我意识加强，甚至出现了男女平等的诉求。这样的妇女形象可谓迥异于以往常见的描述。

　　说到暗角，有一些历史时段也处于阴影中，比如五代。或许是五代的情况太复杂，或许是因为它被当作“过渡期”，总之，公众对五代的兴趣和了解远少于它之前的唐和它之后的宋。但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郑也夫的《五代九章》以社会学家的视角，对五代历史作了重新审视。郑也夫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但引文详略得当，立论以史料为基础，稳妥而不乏新意，堪称一部带史论性质的佳作。

　　总体来看，2023年的历史类图书，无论原创还是译著，都体现了创作者和出版者深切的现实关怀。他们从历史这座富矿中，为当下的我们开掘出可供镜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