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个繁荣的时代在为英国带来幸福的同时，也裹挟着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贫困、脏乱、偷窃、愁苦与罪恶在身边相伴，生活在那时的伦敦可不是一件幸事。

　　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产生了巨大的经济能量。首先，英格兰的工业生产在19世纪前半期保持了极高的增长率。棉纺织品的贸易额在拿破仑失败后的25年里，以每年7%的速率增长，造船业、造车业和矿业成为除纺织以外的全新增长极。其次，英格兰食品进口加工业因人口增加也水涨船高，涨幅甚至高过人口上涨的预期。英国在1846—1867年的机器出口额连年上升，最高年增长率达一年1.2万台。

　　经济成分的工业化促进了英格兰乡村的城镇化，使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1750年，整个英国只有两座常住民数量在5万以上的城市，其中之一就是伦敦。然而到了1854年，英国已经有31座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其中有9座人口超过了10万人。新老移民在英国城市交汇，这为英国带来了全新的社会问题。贫困和失业是岗位竞争的结果，但安居乡村的农民们从未体会过食不果腹的痛苦。贫民化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

　　在贫困人口日益扩大、财富固化逐渐严重的同时，城市中社会秩序的不规范也带来了新的隐患。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市民拿着极低的工资，被剥削制度压榨，因此劳烦不已。城市内的下水设施时而堵塞、租金税费无故提升、偷盗抢劫行为日益增多，负责解决问题的市政官员一时无暇应付。选区与选区之间的社会情况各不相同，国家难以在第一时间通过立法等方式推动地方改革。因此，当时的英格兰社会是动荡和低效的，伦敦城正巧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19世纪伦敦主要的犯罪问题是盗窃，基本占据了各级法庭的大多数时间。令人费解的是，大部分盗窃案案情较轻，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大宗财物和盗抢犯罪。这也佐证了犯下盗窃罪的罪犯可能只是因生活所迫或流离失所。以1825年为例，当时全年伦敦城一共有3000人因盗窃案被起诉，其中贫民就占据了80%以上。盗抢案一般发生在移民街区，施暴者总以犹太人、波兰人等为目标，犯罪者逃脱率很高。

　　卖身罪也是伦敦比较突出的犯罪之一。由于启蒙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使英国“受益颇多”，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城一度成为卖淫业者的天堂。根据年鉴史学家和私人生活史家的描述，当时在伦敦到处可见供消费者挑选的透明玻璃窗，嫖客们站在大街上隔着玻璃与卖调情也不是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情。风险更大的私人招嫖，规模似乎更大，这些女人有的并不是专职人员，很可能是下班后的“兼职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执法者在收取相应税费之后，竟完全同意将该行业合法化，这真是荒唐至极。

　　工业革命带来了巨速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使劳资冲突成为威胁社会治安的一大困境。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但其社会地位不增反降，甚至有时会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工人有时会通过罢工、砸毁机器、蓄意闹事等方式宣泄不满，而工厂主则借用警察、军队等力量对其。劳资矛盾使更多工人走向极端，人们在悲愤中搜索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果是常常寄希望于暴力、酗酒、自暴自弃或极端事件。总之，19世纪的伦敦社会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随时都面临着爆炸的风险。

　　从农业进入工业社会，从商业交易模式改变为资本垄断式，英格兰成为世界霸主的步伐十分迅速，其社会更替也相当猛烈。从财富分配上来说，垄断资本必然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从1801年起，1%最富有的英国人就占据全国收入的1/4强。到了1812年，1%的富人竟能取得1/3还多的国民收入。而到了1867年时，英国人的国家财富中,有40%以上的收入掌握在这些富人的手里。这样的财富差距是相当可怕的！

　　迪斯雷利曾说:“英格兰是富人的国度。”这句讽刺英国社会现实的话体现了一些问题，即穷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受重视。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下的贫困者们，每天只能靠少许的面包、土豆和牛奶度日，他们的食物来源是城镇或周边市场，很多人常常依靠囤积便宜的食用品度日，由此导致食品发霉和当事人中毒的事例并不少见。据统计，英格兰工业革命时期，平均家庭贫困率是1/3。试想一下，19世纪的穷人已脱离土地，他们除了接受工厂剥削以外并无可靠的生计来源。工人一家若长期食用上述菜品，对其身心健康都将产生重大的打击。

　　然而，英国人的福利政策并不完善。面对日益加深的贫困问题，伦敦市的表现甚至还不如牛津、剑桥、伯明翰这些经济效益稍差些的城市。伦敦市立法机构和政府对救济补偿条款的建立很慢，协调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的手段也较落后。更因伦敦城一直面向整个欧洲接收移民，处理外来户在伦敦的工作、生存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伦敦的确收容了不少无力寻找工作的外来户，一些人在伦敦变为贫困者，紧接着影响到整座城市的和谐与安全。

　　工业革命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城带来了严重的卫生问题。伦敦是一座人口密度超高的工业城市，许多工厂并没有为员工配备足够的床铺。因此，城市旅社的收纳力量需要在某些时候发挥作用。当时的工人一般居住在拥挤腥臭、缺乏阳光和透气窗的地下室或地窖中，甚至也有人选择在广场附近“打地铺”。如果这些还不能令你抓狂，那么我们再来“过第二关”。

　　对于露天住宿的穷苦工人来说，他们要克服的除了严寒与极端天气外，更重要的还有城市（打地铺者的“客厅”）环境与市容市貌。伦敦城的排水系统做得相当糟糕，肉贩子、鞣皮工等特殊工种常常会制造出充满腐烂气息的污水，他们为节省时间，经常将脏水泼向相邻的街道。潮湿、阴森的环境会滋生细菌和老鼠，这些害虫经常“走街串巷”地溜达，为人类传播疾病提供了温床。

　　著名的“泰晤士河的治理问题”是英国史家们历来注重的课题。在1215年的《大》中曾有这样的描绘“在泰晤士河捕鱼时不允许……”，而19世纪的泰晤士河中再也不会蹦跶出几条新鲜的鱼，而是流淌着每天高达250吨的排泄物和脏污。事实上，几乎整条泰晤士河中都流动着一层薄薄的淡咖色液体，气味相当刺鼻难闻，对伦敦居民的健康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工农业之间的巨大变革，使很多农民被迫成为工人。新秩序建立之后，英格兰政府没有及时担负起责任，反而任其按照不可控的垄断资本主义走去。因劳资间、阶级间的矛盾日益剧烈，19世纪的伦敦城充满了既魔幻又真实的危险。争夺、抢杀和机遇、美好并存，穷人逐梦与遭遇坑害同行。好在经济态势整体向好，能为伦敦找到新的希望，财富的不断增长最终帮助伦敦城解决了这个困扰她多年的疑难杂症，伦敦人可以依靠着提升城市品质、工人地位、教育条件等办法，最终在福利国家形成之后成功解决了一大部分社会问题。

　　陈燕：《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伦敦的社会治安问题》，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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