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七年（1579），明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驯向皇帝报告了自己治理黄河取得的辉煌成果。在上书中，潘季驯表示正是在皇上“圣心独断，庙算坚持”的坚强领导下，高家堰工程才能够修筑完成，使“束水攻沙”的策略奏效。这项工程不仅能缓解河沙淤积、保证漕运，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明室祖陵免于水患，可谓是符合大明“政治正确”的样板工程。可就在这皆大欢喜的局面中，泗州居民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当地出身的进士常三省愤然上书质疑潘季驯的治水策略，尤其是高家堰工程让泗州成为水患肆虐之地，不仅城外肥沃的湖田被淹，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哪怕是有城墙保护的县城，每到雨季也是一副“内水深数尺，街巷舟筏通行”的惨状。然而，在保护皇陵和漕运的大义名分之下，泗州人民就成了朝廷的“弃子”，即使入清之后再无保护皇陵的需求，但是漕运仍是朝廷最为关心之事。于是泗州渐渐因水患而沉入水底，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这是马俊亚在《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86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开篇为我们讲述的沉重故事。泗州是淮北的缩影，而淮北是全国所有因为大一统的宏大叙事需要被牺牲了的局部的缩影。在潘季驯或者朝廷看来，泗州百姓因水患沦为难民无非是必要的代价，但明祖陵门前的树如果被水淹了那就是重大事故，足以让潘季驯“不胜骇汗”。也难怪顾诚在他经典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中特意描绘义军攻克凤阳后刨掘祖陵之举，此之谓历史的“回旋镖”。

　　马俊亚教授本身就是淮北人，因此和常三省一样都有强烈的地方意识，试图被牺牲的家乡鸣不平。但他们又都是“无根”的知识分子，只剩“批判的武器”而再也无法拿起“武器的批判”。如果是在谷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中讨论的时代，地方上的豪杰面对还能够招募流民为部曲、修筑坞堡以自守，保一方之宁静。但可惜的是，魏晋时代只是秦汉与隋唐两大帝国之间的插曲，并不能扭转“秦制”获胜的历史进程。张金光在他厚重的《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中指出，秦制的核心就是全面的土地国有制，以及此基础上形成的官社经济，也就是以行政为统绪，让全社会的精神生活达成《商君书》里形容的那种“朴壹”的一体化状态。这种统治模式结合了顾立雅在《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中讨论的那种无关乎道德的纯粹技术专家式的理性行政技术。李惠仪在《〈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中以《左传》的叙事模式为例，探讨统治者所需的能够防微杜渐、压制一切潜在风险的政治警觉意识，以及维持行政文书流转运行的技术与物质基础。富谷至在《文书行政的汉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中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将复杂的考辩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解说和总结，将秦汉帝国的行政细节呈现给读者，可谓以物质文化研究制度史的优秀作品。

　　随着“唐宋变革”之际世家大族的毁灭与藩镇的殄灭，中古时代与地方结合的豪族已很难再成为割据性力量。科举制度批量地生产出“无根”的知识分子为皇权服务。宋初士大夫还能用邓小南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中描绘近乎“默契宪制”的“祖宗之法”来约束君主的行为。到了虞云国在《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讨论的南宋时代，君权支持下的相权独裁结束了士大夫的白日梦。虽然萧启庆在研究蒙元政治制度的《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中指出元代稍稍恢复了一些地方封建的传统，但入明后士大夫官僚在面对皇权时早已没有了独立人格，成为可以随意折辱的对象。海瑞能成为故事恰恰说明了刚正的品格已经稀缺到可以拿来当戏剧性故事讲的程度，更不要说入清之后，甚至连一个能和海瑞齐名的官员都找不到了。

　　如果仅仅是批判士人丢掉了骨气那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共同体的维持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之外，更重要的是组织方式与资源。不同的组织方式对于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命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家庭这种最自然的共同体为例，李卓在《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中指出，相比于中国人将生理上的血缘视为最重要的家庭纽带，日本人家族传承的核心其实是抽象的“家业”，这使得日本人的家族成为一个超血缘集团，可以通过无血缘关系的养子或赘婿等方式选择能力强的接班人，而不必勉强在能力平平的血亲中分割家业。这就导致中日两国看起来类似的家族企业在内核的继承机制上大相径庭，因此也导致了相当不同的命运。日本人的超血缘集团模式也让忠压倒孝，让主从关系成为绝对性的原则，因此野口武彦在《花之忠臣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中描绘的家臣为主复仇的故事能够成为社会认可的美谈。不过话说回来，当代人似乎对日本武士有相当多的误解，高桥昌明的《日本武士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就旨在正本清源，详细地解析围绕在武士这个光环之下的诸多误解，比如所谓武士道决不投降的理念，更多的是近代日本的构建而非历史的实态。

　　在组织模式之外，更重要的是物质支持。我在阅读丹·琼斯的《圣殿骑士团：崛起与陨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和威廉·厄本的《条顿骑士团：一部军事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时，印象最深的不见得是这些军事集团的武功，反倒是他们为了维持脱产武士身份而在全欧洲各地经营的大量庄园田产和严密的金融网络，而这才是骑士团战斗力的真正来源。当武士和领主在海外作战时，需要用封建契约维持自己与庄园农奴的关系，亨利·斯坦利·贝内特的《英国庄园生活：1150-1400年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为我们呈现了封建契约下农奴的日常生活和与领主的博弈。尽管大多数时候农奴和领主在契约的维持下相安无事，但是，例如在丹·琼斯的《血夏：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中提到的泰勒起义中，这些农民也会成为君主扩展权力时试图煽动的对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制君主一方面像托马斯·爱尔森在《欧亚皇家狩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所描绘的那样用扩张的狩猎仪式展现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收编急于博取功名的知识分子。特蕾西·博尔曼精彩的传记《托马斯·克伦威尔：亨利八世最忠诚的仆人鲜为人知的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就讲述了这位铁匠之子如何通过自我成就成为亨利八世最为倚重的大臣，替他推动宗教改革并为国王一团乱麻的家事殚精竭虑。这一切虽然为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财富与地位，但却也注定了在失去亨利八世的宠爱后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克伦威尔的故事实在是太具有东方色彩而让人怀疑其发生在“古来自由”的英格兰。尽管都铎王朝确实有建立绝对君主制的机会，欧洲社会中纵横交错的权力格局与希腊、罗马的遗产让自由主义如丛日云在《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中讨论的那样，在君权与教权的斗争中破土而出。自由主义并非英格兰垄断的传统，海伦娜·罗森布拉特在《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从古罗马到21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中梳理了自古罗马以来的自由（liberal）一词的意义流变，强调其来自欧陆的传统，认为其遵循的是极端激进主义和反动倒退之间的中庸之道。罗森布拉特的梳理让我深感“自由”一词在中文语境下的严重扭曲，因此这本书无疑起到了某种正本清源的作用。

　　欧洲自由主义所依赖的多元体系在新世界也得到了复制，但并不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出现。柯林·伍达德在《美利坚的民族：一部北美地区文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解构了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和加拿大想象的同质性，将北美氛围11个具有迥然不同的性格与历史经纬的文化民族，这些民族在北美的历史中展现出迥然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高度自治但却沉溺于宗教狂热的新英格兰最早摆脱英国的统治，成为反叛者的稳固后方；新尼德兰却因为依赖贸易而长期受控于欧洲的帝国核心，包容着逃难而来的保王党人并成为英军的大本营。南方腹地虽然复制了英格兰混合政府的贵族气息，但是却因为出于英国人煽动奴隶叛乱的恐惧而和傲慢的新英格兰合作抗敌。伍达德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北美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作“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主宰的国家，但在具体的基层，后者或许并非虚言。帕特里克·菲利普斯的《根部之血：美国的一次种族清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就叙述了美国佐治亚州小镇福赛斯以“纯白地区”自居，在整个20世纪对于黑人的种族主义暴行。福赛斯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高度同质性的共同体同样也可能成为极端排外和种族屠杀思想的温床。

　　同质性、单纯对他者的恐惧，甚至是为了单纯政治上的便利，都可能成为种族屠杀的理由，这在丹尼尔·麦考利的《为什么不杀光？种族大屠杀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不过要论种族屠杀的实践，那么尼古劳斯·瓦克斯曼的2卷本《纳粹集中营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的详实与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可谓无出其右。瓦克斯曼以冷静克制的文风，全景式地描述了自第三帝国建立以来，在迫害政敌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集中营的运作方法，并最终用于对犹太人的屠杀，无需诉诸任何唤起读者恐惧的文字，也能用冷冰冰的事实描绘走向异化的现代性的可怖。

　　虽然屠杀是诉诸共同体最极端的方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者”或许是共同体形塑中的一个必要条件。有趣的是，欧美的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在彼此的战争中塑造的，也得益于海外殖民中与亚非国家的接触。艾琳·斯库利（Eileen Scully）在《与远国讨价还价：中国口岸中的美国公民身份》（Bargaining with the State from Afar: American Citizenship in Treaty Port China, 1844-194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就与众不同地将治外法权问题和美国公民权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论证了美国如何在诸如是否要为“加入太平军的美国志愿者”，“受到美商庇护的买办”或是“华裔美国居民”这样的人提供保护这一棘手的问题中逐渐完善了对于享受公民权者范围的规定。固定的国籍观念是二战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流动的身份认同才是19世纪的常态。韩清安的《横滨中华街：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就为我们提供了旅日华人身份政治变迁的生动人类学民族志。而战后日趋严格的边境管理，使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所讨论的身份政治成为用单一认同定义人的偏执想象。

　　讽刺的是，认同的混乱有时正是源于帝国主义之间频繁的领土变迁与纠纷。詹姆斯·巴尔的《瓜分沙洲：英国、法国与塑造中东的斗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作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的续集，讨论了英、法两国在一战后为了争夺黎凡特地区而产生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甚至到了二战开始后都在继续，以至于英、法盟军战士在西线并肩作战的同时，法国人还在巴勒斯坦鼓动犹太复国主义袭击英国当局。法国人对于帝国的执着不仅体现在近东，还体现在印度支那半岛，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的2卷本《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描绘了越南自一战结束到美国介入越战之间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成为反殖动中最为光辉的一笔。顺带一提，东南亚虽然邻近中国，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的了解却极为不足。查雯的《迟到的东南亚》（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集结了她关于该地国家的介绍性文章，是读起来相当轻松有趣的入门科普作品。

　　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对于帝制晚期的中国至关重要，滨下武志的《资本的旅行：华侨、侨汇与本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细致地描绘了由中、日、印、欧等经济体共同构建的庞大东南亚商业共同体网络，以及香港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大量的白银由这个网络输入中国，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货币秩序。邱永志在《“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中就指出，由宋至明，原本国家掌控的宝钞（纸币）系统不可挽回地崩溃并被海外流入的白银取代，其实是国家货币主权丧失的体现，丢失了货币控制能力的明清帝国在财政上的短板成为其统治中最大的弱点。帝制晚期的中国虽然在政治控制上达到了顶峰，但是却从社会管理上退却了。公平地来说，帝制晚期的政府在重要领域内力所能及的地方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管理能力，例如濮德培（Peter C.Perdue）在《耗尽地力：国家与湖南农民》（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就赞扬了清政府在维系农业、市场和生态平衡上的努力，但这终究是不敌人口压力所带来的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在国家退却之处，民间的声音与自组织就蓬勃发展起来。李孝悌的《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就借《霓裳续谱》、《白雪遗音》这样的民间“淫词”发掘了礼教之外的原始冲动。再如安克强在《上海：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所讨论的性产业，也因为不可避免的社会需求和行政力量的局限而得到了默许。后来的乌托邦主义者尽管为了道德上的高标直截了当地通过全面社会控制消灭了性产业，但取缔很容易，取缔却不可能。如果无法真正解决性资源分配的不公而产生的焦虑，那么表面上的禁欲文化最终只能沦为病态的自我压抑和无处不在的言行不一。这种政治、道德所要求的高标与管理可行性之间的张力随处可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书店，2012）和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就分别从政绩激励机制、财政分配和流动人口管理这三个方面讨论了这一矛盾。

　　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中十分具有洞见地指出，现代社会的安全机制，“不是在允许和禁止之间建立二元划分，而是确立一个被认为最合适的平均率”，只有超出界限才需要治理，这是区别于道德口号的现代务实治理策略。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启蒙理想的鼓励之下，过分相信自己理性的权能。阿鲁纳布·戈什（Arunabh Ghosh）在他极富洞见的作品《算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统计与治国之道》（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揭示了与计划经济和集权官僚制最适应的穷竭式（Exhaustive）统计如何在建国初期对于统计方法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又如何因为教条主义的帽子在政治运动中迅速瓦解。穷竭式统计法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乃是试图在掌握所有因果的关系中，封闭历史的可能性并自为地塑造未来。然而这却恰恰成为技术创新的阻碍，因为任何技术进步都不是既定轨道上的赛跑，而是在蛮荒的边陲开拓。弯道超车式的追赶可以短时间内拉近与先进国家之间的距离，但却无法让自身成为真正的领跑者，最终还是要成为技术输入的对象。安东尼·萨顿的《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和《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就通过追寻苏联工业产品中的工艺标准和技术来源，证明其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于欧美国家的输入。以苏联引以为傲的T34坦克为例，它的悬挂装置使用的是美国克里斯蒂悬挂、发动机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发动机厂、滚珠轴要向瑞典购买，甚至防御钢板都需要从美国的进口。正是这种二战时期引进的技术让苏联得以打造出所谓的“钢铁洪流”，但随着冷战开始后技术输入的停止，苏联工业的技术水准也就逐渐落后，后来也完全错过了信息技术革命。

　　技术创新的来源具有相当的随机性，其影响有时也令人称奇。例如要不是信息技术革命，那么中文输入的难题恐怕永远都无法彻底解决。墨磊宁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极为生动地以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史讨论了技术、现代性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现代技术的工具理性如何促进了对于语言底层思维的某些重构，可以算是我读过的最精彩的物质文化史作品。当然，在利用技术造福生活时，也应警惕其可能的威胁。艾里克·施洛瑟的《指挥与控制：核武器、大马士革事故与安全假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就以美国大马士革基地的核武器事故为引子，描绘了20世纪发生的各式各样匪夷所思且胆战心惊的核武器安全事故。施洛瑟警告我们，核武器的破坏力如此之大，但其安全工作又很难称得上万无一失，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教训已经证明了人类理性的不可靠，更不要说乌托邦主义者那试图掌控一切的超级理性了。套用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警告，那些相信历史受控于明确的演化法则而因此可以被预言的想法，实际上是在卸去我们肩上重担，不可能有事实如此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仅有权这样做，也有义务这样做。